董国强法书：芷兰斋

前几日收到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刘鹏先生发来图片，乃是该司董事长董国强先生所书拙斋堂号，见此大感意外，而刘鹏说，他们正在外地出差，等返京后再寄给我。

虽然久闻董国强先生大名，我却无缘识荆，但也与匡时拍卖公司却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该公司虽然并没有举办常年的古籍拍卖专场，然而他们所搞的几次相关专场却在业界引起过较大的轰动。我印象中匡时第一次搞古籍拍卖，乃是接手过云楼的那批书。大概在这场拍卖前不到十年，中国嘉德公司首拍过云楼专场，这批书被某位大力者整批拿下，当时的成交价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沉淀几年后，该批书原封不动又出现在匡时拍场中，经过匡时公司深入研讨与宣传，最终被江苏凤凰集团以十倍的价格拿下。这之间的转换我看得满眼，虽然我也陆续得到了几十种过云楼旧藏，但“乌鸡变成了彩凤凰”，还是令我耿耿于怀。然而人总是能找到阿Q式的安慰，毕竟我之所得其价格与该批成交价比起来相距甚远。

与匡时公司的另一场交集，则是我曾经在南昌市见到了一部宋刻本的《礼部韵略》。因为那次前去看此书的任务是搞鉴定，而相关领导已嘱咐我，既然去鉴定，则只可看书，不可拿下。我尊领导之命，只看不买。而当时某公馆准备以万元人民币买下此书，后因故未果。不久之后，这部书就出现在匡时的拍场中。匡时公司对此书的宣传可谓做足了功课，仅为一部书办一个专场，以前既未听闻，更未目睹，最终以万元成交。这个价格成交于年，为当时单部书最高成交价，这部书的成交使得中国古籍单部书的成交价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大家私下都在议论，创造这些神奇成交价者，跟匡时董事长的运作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与匡时公司的另一场交集则是上海刘益谦在龙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展览。该场展览的主题是清初康雍乾三朝相关展品。经朋友介绍，我结识了该展策展人谢晓东先生，而后我拿出一些相关藏品参展，而前来取展品者乃是匡时的刘鹏先生。我印象中正是这件事，与刘鹏兄渐渐熟识了起来，虽然匡时至今未办常年的古籍专场，然刘鹏却对历史典籍有着颇深的研究，经其之介，得到董总的法书，这令我颇为感念其美意。

王学雷法书：拣茶为款三益友，筑室因藏善本书

蒙王学雷先生之邀，我在其供职的苏州大学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讲座。虽然与学雷兄相识有年，来高校后方知他是此校的图书馆馆长，他带我参观了图书馆，我浏览架上之书，感觉专业度颇高，完全不像一所综合学校的图书配置。他还带我到其办公室聊天，我注意到他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书法研究室的招牌，工作室内堆着整摞的书法练习作品，其如此勤奋有加，令我感佩。而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他自小练习书法，如今已经各体皆工，于是我在他办公室聊天的话题转为向他求教，如何能速见成效的练出具有个性的书体，虽然我知道这样急功近利式的求教不会得到什么真谛，否则的话他也用不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进行苦练。

我不清楚他堆在桌旁的这些习字纸是随手写之，还是有人索求墨宝，但我还是忍不住提出了索字的要求，王兄欣然答应，而后从中挑出这副对联，对我说，对联的内容与我喜好藏书颇为相符，故题上上款，以此相赠。

这副对联的诗句我颇为熟悉，印象中这是张廷济所书，因为喜爱，所以曾经请天津著名篆刻家赵光先生治成一方闲章，只是印章上的字句与此略有差异：“拣茶为款同心友，筑室因藏善本书”，学雷兄的“三益友”想来是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捐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经其一改，境界陡增三度。而我们在聊天时，他还谈到了许多书法界的故事，而在以往我仅知学雷兄是藏书大家王佩诤先生之后，与他所聊话题均是有关书书书，而今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虽然还是书，却多了一个“法”字，这正应了“友多闻”一语。

许进法书：拣茶为款同心友，筑楼因藏善本书

年5月，我在安徽芜湖进行了一天半的寻访，此次主要是打扰万卷书屋的汪华先生，而汪先生为了让我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以及看到更多的历史遗迹，特意请来了两位重要朋友带我一同寻访，其中之一就是许进先生。有意思的是，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还有一位也叫许进，乃是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许进女史。芜湖的许先生却是一位恂恂长者，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这两天的寻访中，每当其他的书友提到许进，我都会下意识想到南京的那位美女。

芜湖许进乃是资深爱书人，聊到近些年书圈里的事，他消息之灵通远超我的所知，更为神奇的是，他原来也有藏烟标之好。第二天一早，许先生拿来两本烟标集，里面均是芜湖早期烟标，其中只有很少的几枚是我曾经见过者，更为惊奇的是，他所藏烟标品相极佳，几乎件件堪称绝品，以我的经验，能够藏到这样品相的烟标，很有可能是来自烟厂资料室内的样标，然而许老先生却正正的告诉我，他的所藏绝非是样标，同时又报料说，他在烟厂工作几十年，有一个时段，烟厂领导让他负责处理各地藏标爱好者的来信，为此他结识了一些重要的藏标大家。

随后他讲到了烟标界的“四大天王”，然而他说出的名字中竟然没有鄙人，这让我立即失去了绅士气，于是向他讲述几十年前我跟烟标结缘的往事，而那些带有传奇味道的故事，也是许老先生未曾听闻者。但即便如此，他所藏烟标质量之佳，依然令我叹羡。回来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所赠对联，对联的内容竟然与王学雷先生基本相同，只是许进先生将“室”字升格为“楼”，以此祝我日进百书，其美意我当然要做如是解。在芜湖时，他并未提起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擅长，看来做人还需要夹着尾巴，因为对方没有说出来的本领可能还多的是呢。

倪建明藏书票

此次芜湖之行的另一大收获，是了解到了倪建明先生未曾道及的历史。倪先生现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任教授，主要是教学生们在木刻版方面的实践操作，因为这个缘故，近两年与倪先生有着较多的交往，而在此前，我仅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版画家，更为重要者，则是他制作了一系列的藏书票，为此而被藏书界所 　　

此书也是郭青先生转赠者，书内有作者石琼的题款。从本书封面的勒口上，我了解到石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记者，而他对芜湖古城有着特别的情感，为此撰写了这本书。该书内谈到了古城的方方面面，这给我的寻访增添了许多详实的史料，而我在书内也看到了雅积楼的介绍。在寻访此楼时，郭青先生就向我讲述了此楼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有一定的关联，虽然这种关联还找不到太多的历史依据，然当地一直有着这样的传说。石琼先生在本书中摘引了《芜湖县志》上的所言：“世传汤临川过芜，寓斯楼，撰《还魂记》，其中，因名曰‘雅集’，盖讹‘积’为‘集’，而不知本李氏之旧名也。”

看来这样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石琼在本书中也讲到了这个传说：

汤显祖是在被贬到广东徐闻县途经南雄，与任南雄府通判李原道之子李承宠认识。李承宠任期已满回到芜湖，汤显祖当时已经穷困潦倒，来芜湖投奔李承宠，住进雅积楼。李承宠资助他在芜湖潜心创作，有史书称汤显祖在芜湖创作《牡丹亭》，但众多史书则分析认为，汤显祖应当在此酝酿和构思《牡丹亭》，直接出书是在苏州。

到如今，各地都在争名人，芜湖能有这样的历史传说故事，当然也是文人们引以为傲之事，而石琼能够将这些历史史料搜集在一起，并且实地探访许多历史遗迹，这种作法足以令我感佩。

《完庵集》，（明）刘珏撰

此书为苏州市相城区作协主席苏眉女史所赠，她谦虚的跟我说，相城区的历史名人也就刘珏名气较大，所以她们筹集资金，从上海图书馆取得底本，而后以线装书的形式印制了一批该书。此书由中华书局在年4月初版初印。

我与苏眉女史的相识乃是始于三年前在苏州的一场活动，那时我在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觅理记》，蒙苏州古籍书店卜若愚先生厚爱，在其店举办首发式，同时在那里办了一场讲座。到达苏州后，卜先生请了一帮朋友见面，其中就有苏眉女史，当时只记得她少言寡语，保持着淑女形象。大约一年后，我在诸暨的民间读书年会上再次见到她，而她正与吴眉眉共同申报下一届读书年会的承办权，两位美女连袂申报读书年会，令在坐的一帮老男人们颇为兴奋，但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下一届读书年会的承办权却花落郑州。然而苏眉在申报环节的口才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约一年前，中华书局安排我在苏州图书馆与王稼句先生举办一场对谈，主题乃是有关我的新作《书店三部曲》，吴眉听闻我前往苏州，故请我到相城区也举办一场讲座，而其讲座地点在一古镇内。我记得一帮朋友前来捧场，这场讲座在晚上举行，也许是古镇有意的设计，从停车场走到讲座的书店，要摸黑走一段长长的路，并且还要跨过一座高高的虹桥，众人用手机照亮，摸索前行，倒别有一番趣味在。而讲座的场所又装饰得颇为专业，苏眉介绍说，这是他们作协下属的一个活动场所，经常会请一些人来此讲座。但摸黑到古镇内搞讲座，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过程之刺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5月16日，蒙王学雷先生之邀，我在苏州大学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讲座，苏眉女史特意前来捧场，讲座之余，她赠送给我这部书。对于本书作者刘珏，我以往仅知道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从该书的出版说明中，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

刘珏（－），字廷美，号完庵，明代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渭塘）人。少时，郡守况钟闻其才，择为吏，不就。正统三年，中举。景泰三年，领乡荐，除刑部主事。天顺初，迁山西按察司佥事。为官多善政，然薄于仕宦，居三年，致仕归吴中。因“无冠裳之累”（明吴宽语），遂于自家屋圃引水为池，叠石为山，花木玲珑，号“小洞庭”。悠游林下，诗酒唱和，往来多沈絸庵、韩雍、徐有贞、夏昶、沈周、杜东原等吴中能诗、善画、工书名士，风雅兴盛一时。

从底本的刊刻情况来看，本书乃是明代版本中的下驷，与通常所见的正德本刊刻面貌相去甚远，然该书仅止此本传世，就文献价值而言，可谓难得，而这也正是相城区影印该书的原因所在吧。我将这本诗集翻阅一过，未能找到与藏书有关的诗句，然与绘画有关者却有多首，故今后若访得刘珏遗迹时，将其写入相关的寻访记，这部书倒是难得的史料，更何况本书前有书画大家吴宽所写序言，卷未又有大学士王鏊所书跋语，从出版说明看，该书乃是刘珏曾孙刘布所刻，刘布能够找到苏州两位大名家来写序跋，想来也是交游甚广之人。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0）》，张冠生记录整理

此为张冠生先生所赠。我与张先生相识，乃是源于俞晓群先生所介，那时俞先生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在其主政期间，该社出版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的人文出版物，我也附骥在该社出版了几本拙作。俞社长颇能跟作者打成一片，这正是他与其他社的社长不同之处。某次聚会中，我得以结识张冠生先生，此前我已读过他的几本随笔集，知道他既爱书，又对一些问题有着独特见解，而俞社长介绍说，张先生原本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由此我也就不奇怪他眼界之开阔。

本书前印有费孝通先生晚年在不同场景的留影，他曾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张冠生跟随在费先生身边，随时记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该书是以对话形式记录下费先生的一些重要观点，目录编纂则是以年代排序，年代之下，都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小题，目录之后摘引了费孝通的三句话，以此作为书眼：

我的东西通过记录之后，将来还可以影响别人。

文化要靠传的。

希望有人把我的东西弄出来，传下去。

翻阅这部近页的大书，可见费先生常年奔波于祖国大地，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观察，而张冠生跟随在费先生身边，当然也学到了很多老先生的东西。比如年4月3日，他们在湖州搞调查，在当地的安排下，他们参观了著名的飞英塔。因费先生年高体胖，不便登塔，于是他站在一处牌楼前，跟他人合影，张冠生则继续登塔，而后他写道：

留存塔内，登至二层，俯瞰先生与众人拍照场面。见牌楼左右两边石柱上有楹联――“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即是佛，宏观观物观行结合成上人”。读之，心中一动，觉得这幅楹联与先生此生经历及晚年思考有相合处。自觉与觉他，正是先生近年所提“文化自觉”命题的内涵、主旨，宏观观物及观行结合正是先生思考问题特点及研究方法一大特征。

一句佛语竟然能让张冠生有了这样的联想，于是他快步下楼，跑到牌楼前，将其心得告诉了张秘书，张秘书将楹联的内容转述给费老，费先生看后，指着楹联说：“哎，对啦！‘自觉’就是我的‘文化自觉’，‘观物’就是我的田野调查嘛！我要在这里拍张照片。”

书中也谈到了参观宁波天一阁，参观完的转天费老还惦记着天一阁藏书避蠹所用的香草是不是广西所产，他命张冠生了解此事，而张先生首先查了《宁波市志》中的所载：“书夹芸草以除蠹鱼，橱安英石以避潮湿。”此两物我在天一阁内均有得见，但天一阁善本处主任饶国庆先生告诉我说，其实英石对吸湿完全没效果，他带我到天一阁内特地看了此石。而芸香草直到今天，天一阁仍在使用，其善本书库内放着大量的芸香草布包，此物是否能起到防虫的作用，亦有不同说法，但到达善本书库时，一开门，扑面而来者就是强烈的芸香草味道。以我对古书的偏爱，使得我对这种味道颇为熟悉，我觉得芸香草所营造出的香氛，已然是藏书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张冠生查得的结果却让我有些意外：

查《辞海》上册第页，“芸香草”词条：别称有“臭草”“牛不吃”和“香茅筋骨草”。禾本科，多年生直立草木，从上，高可达1米以上。叶片狭线形，长可达25厘米以上，宽1－6毫米，具白粉，有特异香气，嚼之味辛辣，并有凉麻感。

如此好闻的芸香草，竟然别称叫臭草，我真怀疑为《辞海》写此条目的人是否搞错了。转念思之，如果芸香草味道可人，岂不让蠹鱼也为之欢欣？如此推论起来，将此称为“臭草”，似乎也讲得通。但我又猛然想到，说不定《辞海》上所记的此字，应读古音“xiu”，因为古代“臭”通“嗅”，只是说这种草味道强烈而已。不知道我的这个小发现能否解释得通，但是这种解释却混淆了香与臭。不过，天下之事原本就没那么绝对，对于错要看站在哪个立场来说，但是踏踏实实的搞社会调查，方能得出更接近客观的结论，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

《止庵诗存》，周学熙原著，宋文彬整理

此为王振良先生所赠。该书乃他主编的《津沽名家诗文丛刊》第十一种。从宋文彬所写《前言》中了解到，对于此书的整理，出主意的人仍然是王振良先生。止庵乃周学熙先生之号，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在北洋政府期间曾两任财政总长，而在实业界，他跟南通张骞齐名，并称为“南张北周”。对于周学熙在藏书、刻书及著述方面的业绩，宋文彬在前言中简述道：

一九二五年，周学熙退居林下，建师古堂藏书楼，从事写作、史料整理工作。一九三零年，周氏在北平寓所附设师古堂刻书局，刊行大型丛书《周氏师古堂所编书》，收书五十余种，计数百卷，周学熙亲自编著的便有二十种。周氏晚年著有《止庵诗存》及《止庵诗外集》（师古堂课作）。

本书前有张元济先生所撰《止庵诗存序》，此序首先称，今人言诗者有新旧之别，接下来解释了新诗与旧诗的含义：

何谓旧？恪守前人法度，选词贵雅，运事必审声调气韵，或崇魏晋，或摹唐宋，隐然各有其疆域，非习之数十年不能达其堂室者，是为旧诗。何谓新？出口成文，纯任自然，句之短长，殊无定式，多不用韵，等于常谈，其体仿自西洋，是为新诗。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张序称：“二者之间，严守轸域，互为诋斥，几有不能并立之势。”而张元济对于这种状的态度是“余窃非之。”为什么会以之为非呢？张认为：

夫以诗言志，言志者，所以抒写其性情，而非用以彰文字之美，若必逞妍斗巧，则是桎梏其心思，而何有于言志？然必如新诗之尽废格律，毫无可以吟咏之趣，则竟写散文可已，而又何有于诗？

张元济自称他不会作诗，但是喜爱白居易的《长庆集》，认为白诗乃是诗人之诗，而今他读到止庵先生的诗，就让他感觉仿佛是在读《长庆集》。而后他以一个较长的段落来讲述止庵的政绩，在本序的最后，张的结论是：“是则止庵之诗，其必可于新旧二者间各据一席，且可为之沟通也乎。”

张序之后乃是止庵先生的自序，起首即称“余本不能诗”，这当然是谦虚之语，止庵在为实业奔忙之时，仍不废吟哦，因为他觉得：

窃维诗以言志，折杨黄华，皆足寄兴，不必计其词之工拙，且观古人有积数十年心力，而不得一纸之流传者，又或本非诗人，而其单词只句反脍炙人口者，此殆有幸有不幸欤？然则诗之工者未必传，传者未必工。当其时，不过如欧阳公所谓“鸟兽好音之过耳”而已，何所容心哉？吾诗虽拙，亦可见吾之所志，故姑存之，聊示雪泥鸿爪云尔，不足供大雅一粲也。

翻阅这本厚厚的诗集，我首先是从中去寻找与藏书有关的诗句，果真在卷上找到了《藏书叹二首》：

勋业文章志已虚，形骸土木卧蜗庐。

签题万轴尘封尽，悔不终身作蠹鱼。

结绳时代乐于于，文字繁兴性始渝。

门内若能徽五典，一身自是一唐虞。

止庵还作过一首《负暄》的诗，该诗也与藏书有些关联：

淳风谁及结绳前，忧患原从识字先。

读破缥缃千万卷，何如曝背负茅檐。

以此可见止庵先生有着怎样的藏书之爱，他感慨说自己为实业奔忙，无暇整天与藏书为伴。他还作过一首《有感题著书图》：

万方多难一身劳，弱弩宁能息怒涛。

垓下几人怜覆辙，隆中何日识英豪。

飘摇风雨鸮音苦，寥落河山马骨高。

千载兴亡天有眼，好将诗礼付儿曹。

由此诗可知，有人给止庵绘过《著书图》，而有趣的是，藏书家大多喜欢请名家绘制的是《藏书图》。翻阅本诗集，未曾找到咏叹《藏书图》之诗，不过在翻阅的过程中，我读到了止庵诗作中有关世事之叹，比如他在《七十初度述怀四首》中有这样的诗句：“世上何人不白头，忍看沧海溢横流”，在《生日述怀二首》中又写道：“光阴难系花间露，世事如飞草上烟。”

止庵能从任何小事中来感悟大的道理，又比如他写的《拔齿感言二首》，前一首为：

变减浮云本自闲，身非我有更谁关。

百年骸骨终尘土，何必嗟嗟一齿间。

这是何等达观的人生态度，而他在此诗的小注中写道：“前四齿生脓已二年，百药无效，决然拔去。”而他在拔牙之后，有了更多的感悟，他在本组诗的第二首中写道：

从来柔弱胜刚坚，臲卼包含已有年。

自此世无切齿事，只留唇舌与周旋。

这样的诗句看似写得直白，却包含着人生哲理，难怪张元济在序中会有如此之叹。

《中国书院史》，邓洪波著

有些事情确实难以解释其中的机缘巧合，我的寻访计划中专有书院一类，这缘于古代书院的起源原本就是以藏书为专一目的，后来才渐渐增加了讲学与祭祀，形成人们所说的三大功能。而与书沾边的事情，都令我会像蛇吞象般的列入寻访计划之中，足吾所好，忘吾力穷。这些年来，我多少也访得了一些古代的书院，前一度将访得的部分写文结集，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访得者仅是留存至今古代书楼的一部分，但于我而言也算是“阶段性成果”。

对于古代书院的遗迹寻访，我当然是着眼于书院的原始功能，而寻访书院需要查证一些原始史料，我所买得的工具书中，以邓洪波先生的大著最多，并且了解到邓先生乃是国内最具名气的书院史研究专家。大概三年前，我在长沙寻访时，偶然与湖南省图书馆的朋友聊到邓洪波先生，他们竟然是熟人，于是我有了前往拜访的念头，可惜在长沙期间工作安排得太满，使我未能前往一见。

而我所说的机缘巧合，则是源于《书院寻踪》结集交稿后，还未见到邓先生，我们却在公微号上相遇了，这颇令我后悔与之结识太晚，否则拙作请到邓先生来一篇序言，那会将使这本小书光彩大增。然拙著已经付印，样书还未见到，故只好呈上几本其他拙作为贽，而邓先生也回赠我几部大作，此为其一。

其实这部《中国书院史》，我在此前早已购得，只是所买为平装本，而邓先生所赠为精装本，而今再翻阅此书，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谨严和活泼。其实搞任何事情都有着本能的追根溯源，邓先生当然也会